郁慕明：很不一样。我第一次是前往广东中山参加海峡两岸中山论坛，从台湾过来先到厦门接受隔离，之后由专车送我去中山开会，活动结束后就回房间，最后直接送到机场。可以说接触范围不广。
第二次是到北京参加活动，也是住隔离房间，期间可以在活动场合出现、讲话，之后再回房间与外隔绝，最后也是专门送到机场，飞回台湾。
那时接触到的大陆防疫没有现在这么严格，那时只要避免在公开场合与过多群众近距离接触，而这次完全不一样。这次台湾本身疫情严峻，所以即使我们核酸检测阴性，仍由穿了全套防疫装备的防疫人员直接一路送到隔离房间，也不准我们再对外接触。现在我已隔离几天了，等“7+7”（即“7天集中+7天居家”隔离）结束后才能对外公开活动。
观察者网：现在隔离是什么状态？比如隔离条件、每日三餐、医学观察，等等。
郁慕明：不论是在厦门、北京还是这次上海，他们基本都做得非常周到。每人一个单独房间，不能出去——有人要出去，但是一坐电梯就会被看到——所以原则上我们就在房间里活动。
只能待在房间里，对我来说有些影响，比如活动空间小。我平常每日要走上万步，像昨天，在房间里只走了大概4000步。不能到处走动，我就每天做一套我自己根据自己关节设计的养生操。除了动，就是看书；电视就两三台节目，还不是新闻，没什么好看的。
活动空间减少，对身体是不好的；对我来讲，其实还有另一个不好。我在家都睡木板，而这酒店的床垫软得要命，导致我的关节不舒服，为此我在活动时要做更多的拉筋和挺腰运动。
观察者网：隔离只剩下不到10天了，再忍忍。
郁慕明：现在才第五天，还早。
观察者网：在大陆的媒体报道中，台湾疫情形势严峻，社会严阵以待；您也知道，媒体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渲染紧张感，就您来大陆前的经历及了解来看，实际情况如何？
郁慕明：客观来讲，台湾的防疫工作其实做得蛮好的——即使政治立场不一样，我也要承认这点。陈时中（注：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）主导的防疫工作基本上做得不错，该做的都有在做，再加上东方人相对比较听话，民众的配合度高，比如戴口罩、不近距离接触，这些都非常配合，所以台湾一开始是“防疫模范生”。后面之所以疫情爆发，就在于自信心过高，工作中存在疏忽大意的地方。
观察者网：您也是学医出身，能否详细谈谈有哪些疏忽？
郁慕明：第一个缺口，是台湾对来台的境外人士比较欢迎，且比较松懈。因为台湾经济依赖对外贸易，所以台湾人对外来人士比较欢迎，再加上对防疫比较自信，因此在境外人士进来的时候有所松懈。你可以看到事后冒出来的确诊病例就有航空公司的外籍机长，他到台湾后到处游玩拍照。我之所以说台湾的防疫工作做得不错，原因之一就是对接触者的追踪效率非常高，确诊病例接触过谁，一个个都能追出来。
第二个缺口有关台湾的本土文化，也就是所谓“茶室文化”。因为很多基层民众家里客厅较小，所以平常喜欢约三五好友到茶室喝茶聊天，里面有的也有人陪。大型公共接触都被官方限制了，这种小型聚会则成了防疫缺口。之后有些人到台湾南部旅游，病毒也就跟着被带到南部。
好在民众配合、对于接触者的追踪比较高效，再加上各个社区也都有自己的管治措施——比如我到银行等场所都要实名制，登记名字、电话等信息——所以当社区出现感染情况后，他们能相对快速地进行“围堵”。
医院是防疫的最后一道防线，而台湾有的医院也“沦陷”了，即医护人员被感染了，要马上封院。现在有人建议学大陆，在一些空地上搞方舱医院接收轻症患者，只安排重症患者进医院。但台湾跟大陆到底不一样，地方小，所以我看现在这还只是建议，还没有实施。
台湾大概的现状并没有像媒体讲的那样恐慌，我们严阵以抗，大多数民众戴口罩、尽量少出，这是对的，这样的配合是有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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